清代思想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一直是一較受忽略的領域,原因一方面是早期受到梁啟超等人看法的限制,以及當代新儒家學者視宋明時期方屬先秦儒學傳承正統的影響。另一原因,即是清學以考據為主,其訓詁的方法論總令人有僵化固執的刻板印象,一如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即批評:「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余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這些評價使得清學研究長期受到輕忽,僅有少數學者,例如胡適曾給予清代學者較多的肯定,例如其《中國哲學史大綱》,即對戴震與揚州學派(淩廷堪、焦循、阮元)、浙東學派有較客觀之評論。這種受輕忽的局勢一直到余英時先生以「內在理路」(「道問學」、「智識主義」)分析清儒之學後,清學的研究方形成一股撥雲見日的氣象,扭轉局勢;亦由於此一因素,本刊樂見清學相關專題出版,期許可豐富此時期各種文本之現代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