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張君勱思想視域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他對印度文化的研究，並以此為線索進一步探索這一研究在其思想體系中的作用與意義。本文將詳細介紹三篇（部）張氏印度研究的代表作的內容，分別是出版於一九一九年的〈印度自治之政況〉，一九三六年的《明日之中國文化》，以及一九五六年的《中國與甘地的印度》。本文認為從這三篇（部）研究中，可以發現張氏思想在不同時期的偏重與特色。第一篇關注印度政局的文章展示了張氏早年對於社會科學的學術興趣。在三○年代的文化比較中，他對作為非西方的「他者」——印度的研究，為張氏理解、評判「本土」提供了另一套參照系與標準。晚年親赴印度講學、推動文化交流的經歷提供給他一個契機，以比較哲學的視角來展示儒家哲學所具有的普遍性。本文認為張氏終身最深切的問題意識就是尋找民族的未來出路，他所堅持的原則是在自家根底上博採眾長，他不同時期對印度文化的研究既顯示了他思想上的這一聚焦，也能精細地呈現他思想、研究取徑上的變化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