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曹魏開國功臣，還是為劉氏盡節，魏晉以來爭論不已。裴松之、司馬光論荀彧之死，都在考辨材料之後，從當時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勢，分析荀彧之死和其生存時代的關係，和一般所謂「世論」不同。他們所持言論與其時代的史學發展有相互的關聯。裴松之於史學脫離經學獨立之際，堅持探索歷史事實真相。司馬光奉詔撰修《通鑒》，欲力挽頹風，敘事論事，皆以史實為據。司馬光《通鑒考異》所引魏晉史學著作，完全取自《三國志》的裴松之注。《通鑒考異》的體例，也受到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
後世稱贊裴松之，都集中在他對魏晉史料保存之功，完全忽略「臣松之案」與「臣松之以為」的作用與功能。「臣松之案」考辨異同，即為對材料的處理。「臣松之以為」則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或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其有所評價或議論，皆以考辨異同為基礎形成的。史傳論贊是一種具有文學性質的史學寫作形式。史傳論贊由《史記》「太史公曰」，兼蓄《左傳》「君子曰」而形成。然《文選‧史論類》，所選史傳論贊卻自班固《漢書》始。因為司馬遷遷的「太史公曰」，除了史事議論與人物評價外，還包括材料的處理。《三國志注》的「臣松之案」與「臣松之以為」，則包括材料處理，和史事議論與人物評價兩個部份。司馬光《考異》單獨成書，其目的仍在對《通鑒》材料的考辨與去取。至於其對史事議論與人物評價，則見於《通鑒》「臣光曰」。《考異》與「臣光曰」雖分在兩書，實為《通鑒》一體之兩面。中國史學中的兩司馬，一為紀傳體的肇始者，一為編年體的功臣，其間經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轉折，彼此相承脈絡可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