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後期的歷史，學者治之甚少。一方面由於理宗以下之三朝所留下的史料遠較前四朝為少，幸存於今日的也相當零散。二方面，寧、理、度宗三朝一直是權臣專政，政治非常黑暗，己經喪失了所賴以立國的仁義精神。自史彌遠至鄭清之，再至史嵩之，相臣專權弄勢長達四十年，宋室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治了。南宋時，嶺南距行都較遠，能夠中進士且又仕至參政、宰相者尤為少見，崔與之（1158~1239）可算是僅有的一位，他的言行事功與其在當時是非不分的政局中如何自處，尚沒有專文討論的，本文的提出，或能稍補一二。觀崔與之的生平，確是一位有為有守的士大夫。南宋後期，朝綱不振，政風貪瀆，已失去了立國精神。與之制置四川，離任時絲毫不取，實在難能可貴。真德秀和皮龍榮都異口同聲的稱揚與之的廉操，上疏朝廷，力言應加甄錄升遷，以獎廉隅，奈何理宗得位不正，私心又太重，怕正人君子入朝直言。至於與之毅然獨任平廣州兵變之事，乃是不忍見鄉里百姓飽受荼毒，及平定後，即力辭廣東經略安撫使之任，甚至詔拜參政、右相，亦辭至七、八次，前後凡上十三疏。其內心所堅持的義理是很嚴正的，在那個時代，實在是太難得了。後來文天祥看到崔與之三十年前談國政議邊防的書帖，赫然發現竟與三十年來歷史之發展相吻合，不能不讚佩與之的先見。可見南宋不是沒有人才，只是庸主不辨忠奸，致權臣誤國，敗壞綱紀，絕對不會起用一些直臣，而真正的人才也決不可能仰望風旨，道既不同，又何必共事相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