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學術強調實事求是、創新之精神，乾嘉時期儒者力主通情遂欲，反對存理滅欲，要求以「情理」取代壓抑人情之「天理」，並通過「訓詁明而義理明」的治學程序，淡化傳統義理學的「道德化」強勢，轉而重視落實人倫日用的經世實用取向，建立「乾嘉新義理學」的理論架構，纂注於此一時期的《論語後案>，即表現出與浙東學術及乾嘉新義理學的內在聯繫。
本文試圖探究黃式三「論語學」的「求是」特色與「求實」理想。首為漢宋兼采、廣收眾說的多元解經特色，對於漢宋學派之間的排他性言論，作了客觀的立場表達，以釐清經義為首要義，無偏見地作公正評斷。繼而不作古今軒輕之分，以「求是」的治經原則，考證他經而指正《論語〉舊注，於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前說不足，則另出新義，對於經典之詮釋注入了新的思考向度。在義理方面其所主張之「善取義中之利」、「仁者愛人」的仁論、反對性命、數命二分而從「形下氣化」論天命等思想闡發，承繼了戴震等人所倡之乾嘉新義理學之主張。最後以「禮」為詮釋主軸，提出〈崇禮說〉、〈復禮說〉、(約禮說〉等說，重視「禮」之三百三千為斯民之日用彝倫、人事之成敗得失的經驗面價值，契合於孔子的禮治理想，此可視為數千年來所積澱的文化心靈意識，轉進並彰顯於〈論語〉詮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