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流轉，而經之所以為經，乃因其間有恆常的價值原則;史家視史，亦復如是。在時間的波光中，起落翻騰多少人事物，總有些什麼是應該被銘記的。經或史的「褒貶」搞的就是披沙揀金，要在人世洪爐中，煉出值得執守的「價值」金丹。

「褒貶」為的是論定是非，宣導價值以垂誡後人，卻也不能不瞻顧其間的曲折，深體當事人進退之間或有的衝突困境:因此，不見全貌的褒貶失之偏頗;抓住來龍去脈後，褒貶就未必能率爾輕出，恐怕也不易以一二字判然分列黑白。

本文以〈左傳〉對「忠」這個價值的論述作檢樣，一以探求〈左傳〉如何看待禮樂制度逐漸崩壞時期的君臣關係；二以「晏子不死君難」相關記事呈現〈左傳〉辯證價值的手法。研究發現〈左傳〉以「社樓為主」的民本觀念為封建君臣「隸屬」闢係解套，對忠或不忠的評判，就容易回歸「任事態度」的檢驗，而非「服事一人」的行為約束。至於褒貶，除了「君子曰」等直接的議論，《左傳》亦巧用敘事結構，達到價值傳遞的企圖，其手法宛如電影導演運動鏡頭，時而拉大視野，讓讀者對是非曲直多一些評判材料;又適時地拉近鏡頭，以特寫的方式，掀開蒙蔽，隱曲幽微的心事得以被窺見，讓讀者在建構價值評斷時多幾個參考座標。總之，務求「原始要終，尋其枝葉，而究其所窮」，在詳盡的背景、不同的角度下，辯證事件的是非曲折，從而建構價值的豐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