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藝術的發展是有其歷史脈絡可尋的，它與場域特定性藝術的演進更是互 相交錯影響。如果我們要看當代公共藝術是如何與在地社群認同的興起結合，那 我們勢必要先釐清後現代主義是如何開啟並給予公共藝術為社群發聲的能動 性。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於七十年代提出作者已死的概念時，他似乎 也同時宣告了以現代性美學為圭臬的現代主義作品已不再能夠滿足社會的需 求。於此同時，當作品中作者的權威角色被挑戰而無法全然取信於觀者時，藝術 家們便開始急欲擺脫作品傳統框架的限制，紛紛從現代性最具代表的地點──博 物館與藝廊──出走。在藝術家們從現代性的體制內走向戶外之下，也同時開啟 了場域特定性作品的源始。他們不再無視於場域特定性對作品的影響，並且也向 觀者宣稱他們的作品必須和周遭環境脈絡一同檢視才是完整的。當藝術活動發展 從現代性美學漸漸被後現代性的論述取代，藝術品也逐漸走向公共領域，投入普 羅大眾的懷抱，場域特定性藝術的發展也從現象性的模式發展到公眾議題論述性 的型態，公共藝術參與在地社群認同的發展也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從歷史 脈絡來看，公共藝術的發展是現代性美學過渡到後現代性主義後的一項產物。和 場域特定性藝術一樣，公共藝術的美學是承接著後現代主義而來，並且是以一個 相對於現代性美學的姿態來發聲的。然而當公共藝術逐漸從空間美化裝置的藝品 走向社會議題的論述空間時，它的發聲能動性又是從何而來？由於後現代主義可 說是公共藝術發展背後的一個重要推手，因此我們必須從後現代主義的歷史演進 中來看，公共藝術從展覽藝品跨越到社群自我認同的轉折點為何？其中，少數族 裔的社群再現因牽涉到中心與邊緣間的不平等關係，更是常引發各方的爭論。因 此本文將以少數族裔的再現為例，來看藝術家們在跨出自己的專業範疇去處理一 項自己幾近陌生又具爭議的問題時，藝術家後現代性的發聲能動性在作品中是如 何展現的？我們將以Robert Graham 在1986 年的Monument to Joe Louis 及John Ahearn 於1991 年的Raymond and Tobey 為例來看，當白人藝術家走進以黑人為 主的都市與社區時，他們作品裡少數族裔的再現是如何被當地居民所解讀？他們 的發聲能動性又是如何？從其中我們也能看到後現代性與公共藝術面臨族群再 現問題時的策略及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