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愛下》載及「湯說」，文闕不全，引起後人諸多爭辯。筆者同意下列三家之說：一，孫詒讓：「湯說」是湯禱早於桑林之辭。黃暉《論衡》〈感虛〉注文主之。二，徐時棟：「湯說」有二，一為伐桀，是為今文；一為禱旱，錯見於古文。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矣。三，孫星衍：此乃〈夏社〉之逸文，夏社篇為湯因旱禱祀告天遷社之作。孫希旦認為武王滅殷後，使各諸侯國立毫社（殷社）即亡國（喪國）之社為戒，並獻俘以血祭社為其常例，推及夏商移鼎，當可套用此一模式，故湯禱於「桑林」（自來被認為是商社之所）實為「夏社」之所。湯旱七年，史卜以為當以人為禱，即是獻俘，或用人牲以為禳災解旱，湯王自翦髮爪禱之，天始降甘霖。此中解旱之巫術法則，誠為禮學儀式之前身，並且「王」、「巫」角色與權力之分化，至周官建置已顯現「王權」、「神權」兩立，王權凌駕神權之上，「巫長」僅是諸祭儀式中的司職人員，溝通天地之大權：為王非巫。下至春秋諸子之政論發微，君王於災眚變咎，親率群臣以過自責、避殷徹膳，形成中國王政於「四海困窮」之際獨特的應天思維：「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並效湯王以「素車白馬布衣」哀百姓之喪，春秋史家謂之：「史辭」、「降服」、「乘縵」、「出次」，孔子謂之：「無服之喪」，尋此衍繹脈絡，實濫觴於〈湯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