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研究主旨乃在探討甘迺迪政府時期(196卜1963)，兩大組織一中情局與國務院在國府反攻大陸上的政策競爭，如何由戰略清晰至中情局倡導之戰略模糊實驗，再回復到國務院的主流清晰態度，方結束兩國歷史上此一歷時最久與最困擾的政治議題。雖然自五O年代韓戰起，蔣故總統無時不望「反攻復國J'但不論杜魯門或艾森豪政府自始對國府光復大陸此一渴望，一直是採取「迴避、閃躲」應付，一九五四年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換文，用以「桂住」蔣介石的反攻復國大業;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中，杜勒斯與蔣介石聯合公報中，更進一步限制國府承諾不以武力光復大陸o
直到一九六一年，外蒙古案協調峙，甘迺迪改變以往美國政府對反攻大陸一直「迴避、不理」之消極性態度，採納中情局之「模糊策略J'同意台灣進行「偵察突擊隊」的大陸敵復工作，不但可安撫蔣介石，降低他萬一「自我行事J(go it alone)的風 險;且美國運用模糊之意圈，相較典國務院力主美國應坦白拒絕蔣介石之「清晰政策J' 益可收中共國疑懼而節制激進作為之效。台北「漸進式」的擴張行動，直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在台海展示武力進犯，甘迺迪方不耐、反對容忍此一議題作無限期的纏擾，國務院戰略清晰，防止「蔣介石搪大戰事拉美國下水」的主張才回復主流，正式擺脫此一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