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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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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存在與時間︾︵一九二七年春初版︶，︽新唯識論︾︵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在不同地域、幾乎同時醞釀成熟形而上學之本體論問題：如海氏說由於存在之被遺忘，使得人無家可歸；熊氏則說若不能識取宇宙實性本體，則人生將墮落而失去根蒂，飄如陌上塵。海氏主張存在之可能性高於現實性，熊氏則倡宇宙本體﹁備萬理、具萬德而含有無限的可能性﹂。他們的思惟模式又是如此之接近，以致胡塞爾暗中批評海德格爾的思維近乎東方神秘主義的﹁經驗的人類學的文明類型﹂。然而，兩者的進路：海氏由用即體，熊氏由體即用。中華文明歷兩千而血脈不斷、生命常新︵實是形而上學大用之體現︶，通過比較，其奧秘想必會頓然朗現於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