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契合於現代道德哲學思惟對於道德知識與道德價值的分判，當代學者常追溯張橫渠之論「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而張橫渠之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說法的確對朱子心性理論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橫渠的「心統性情」說更為朱子的德行修養工夫理論所繼承。朱子主敬涵養致知工夫根本於伊川之學，並且融攝了承傳自程門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知涵養工夫理論與胡五峰的査識工夫論，而建構成更為深切而繁複的德性工夫理論。期間朱子對於人心與道心的分辨，對於人心有氣稟物欲之雜的特別體認，對比於陸象山發明本心的簡易之學，在當代儒學研究的詮釋中，被評為「儒學的歧出」或「別子為宗」，其中除了學術立場與方法論的差異之外，未能同情地深究朱子繁複曲折的理論發展過程與兼綜融攝的理論體系亦是引起誤解的者要原因。在確信宋明儒同為尊德性之學與都重視踐履功夫的前提之下，本文藉著朱陸德性工夫理論的對比分析，凸顯出唐君毅所詮釋之朱子道德實踐論的特色及其在宋明儒心性修養理論發展中的關鍵地位，並嘗試還原朱子德性工夫理論的可能貢獻。朱陸王理學與心學的互補融合，高明輔以篤實，才符合儒學中道精神之全體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