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部關於毛澤東以及和毛澤東的中國有關的書，這個想法困擾了錢理群先生幾十年。「1962年第一個早晨，我空著肚子，在一間又小又冷的屋子裏，拿起筆，開始寫我的《魯迅研究劄記》。我的第一個研究題目是：〈魯迅與毛澤東〉」，在《心靈的探尋》〈後記〉中，他如此回憶人生第一次的寫作動機，「把魯迅和毛澤東同樣看作是『東方風格』即『為無產階級思想所照耀的我們民族性格』的偉大代表」。可以說魯迅和毛澤東像兩個鬼魂纏繞著錢理群先生這一代人。因為這兩個人身上都有「硬骨頭精神和韌性精神」，都有迷人的「東方風格」。這也不難理解，50、60年代，中國既面臨西方的封鎖，又有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威脅。所有關心和尋找「中國向何處去」的熱血青年自然就會把魯迅和毛澤東當成他們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支柱1。〈後記〉中真誠地向「正在致力於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朋友們」交代了自己成長的心路歷程，敘述了1978年前後「矛盾、痛苦和掙扎」的個人思想轉變和對自我思想的反省，然而這個告別舊我而新生的「蝶變」，這個「我自己」的成長故事又具有極大的象徵性。這個〈後記〉寫於1980年代，這一時期錢理群先生和他的同代知識份子的思想都發生了一次深刻變化，魯迅依然是研究熱點，但對毛澤東研究卻不合時宜了。歷史進入80年代，中國人的世界觀開始轉型，而對於青年時代唯讀魯迅和毛澤東，乃至於一輩子「唯讀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錢理群先生來說，這個轉變是十分痛苦的，這個痛苦在於他意識到，和魯迅一樣，自己也只能是身負因襲重擔的「歷史的中間物」，「我正是懷著探求的渴望，又負著精神的重擔，步入了1978年以後開始的中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尖銳地提出了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2。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自然就關涉如何看待毛澤東的中國，如何看待17年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