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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讀錢理群先生的新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有兩句話，我當作書眼。一句是在前言中，他談到寫作中將自己定位為「歷史的敘述者」，不做「歷史的審判者和所謂歷史規律的闡述者」，因而對研究對象「一是要有同情的理解，二是要正視後果」（前言第四節）；還有一句在全書的結尾：「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由人民，也是由我們每一個人書寫的」（第十四講第五節）。這兩句話，使我對這本關乎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複雜大書，有了一定的把握方向與定力。由書中內容看，前一句所言「後果」，是指毛澤東的政治實踐帶給中國人民的福祉與災難。由此一意義而言，錢著貫串著「英雄史觀」，毛澤東這位大「英雄」，左右著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的歷史與百姓的身家；但後一句，則對這種「英雄」史觀，構成有力的修正。錢著強調每一個體，都應自覺承擔在歷史中的責任；對於過往的行為，要有正視、懺悔與改正的願望與行動，對於當下，亦要有基於歷史體驗的建言與介入，這也是對未來負責的態度。放在這樣一種形態的「人民」史觀中，毛澤東是「人民」中特別巨大的一員，而錢著是在厘清毛澤東個人、以及其時代中個體所應守之分，應盡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