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一開篇即言，「當代思想或者當代理論的深刻分歧，可能並不完全在於對社會現狀的表面的感知、異議或批評上，相反，更多的衝突將來自歷史領域。」1在中國大陸之外，對於這種「感覺」，這種置身於當代中國六十年，猶如置身於一個活躍的「戰場」的感覺，是很難有切身的體會的。2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要對錢理群先生洋洋70餘萬言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3表達足夠的尊敬。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代知識份子的代表對自己經歷的時代的記錄和反思，也是作為過來人的「證言者」試圖對自己的經驗進行「自我清理」的可貴努力。面對當代人寫當代史這樣一個從開頭就註定了有極大局限性，「明知其失敗，或明知其局限性，但仍然要硬做」4的工作，作者醞釀了25年，準備了15年，投注在這個工作中，其原因一方面當然有與作者經驗、知識、心理和情感結構中毛澤東的特殊地位有關，5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者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話題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嚴重性—在當下的中國，乃至在相當長遠的將來，如何評價毛澤東及主要圍繞毛澤東所進行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已是和將是導致中國社會深刻分歧的源頭和分水嶺。所以，在作者的理解中，審視「我自己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關係」就「已經不是一種衝動，而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責任了」。6對於這樣的擔當和勇氣，我們必須表示足夠的尊重。但也是因為這一工作的嚴重性、迫切性以及與當今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每一位認真的思考者的切身相關性，這本書的出版也必然會引起各种各種討論乃至爭論—雖然由於兩岸的隔絕現實，這種討論的廣泛和深入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擱置和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