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爲了要強化參與觀察的密度，往往長期在一個特 定的地點如社群、鄰里區域或機構內進行。而正是拜這種硏究上的主要風格所賜， 才得以產生人類學獨特的民族誌知識。在全球化與地方和社會過程都發生顯著變 化的當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也面臨了新的挑戰：文化與社會過程的特質是流動 性的、網絡式的、分散的。過去在社區內看似連貫一致、且可堪從事參與觀察的 文化和社會單位，也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現象。筆者曾以「多點民族誌」的崛起，來 討論硏究上現有條件的改變所引發的方法論和理論上的問題。在本文中，筆者將 繼續思考：多點民族誌的特殊硏究環境與方法，會如何改變人類學家和其報導人 之間關鍵性情境關係的基本特質，而這正是成功的田野工作所必須倚賴的。這些 傳統的硏究者與報導人之間的關係，的確已經產生了細緻但卻明顯的改變。首先， 筆者將關注在多點架構下從事硏究時，協力合作的田野工作方法，在性質上的改 變與需加強何種的重要性。其次，筆者認爲經由這些協力合作所建構出來的圖像， 會同時成爲此種民族誌硏究的媒介與對象。就好像早年美國人類學經典民族誌，旣企圖透過「土著觀點」來進行該民族的研究，也同時將土著觀點當作是民族誌硏 究的對象。最後，筆者會簡要地交代四個將這些圖像界定爲民族誌探討對象的分析面向，其中將特別著眼於全球化的過程，會如何形塑這些硏究者在持續的人類學田野工作之地方情境中，所能掌握到的圖像。

This essays attempts to articulate certain changes in the practice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necessitated by its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I elaborate on the paradigm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at I developed in the mid-1990s. Changing norms of collaborations affect the relationships that produce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to do with sharing imaginaries across lines of cultural and other kinds of difference. I suggest four dimensions that empirically define the nature of such imaginaries that are shaped by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