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對整體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來說，有其不可言喻的重要性。眾所週知，中國歷史上首先對「禮」之為物作根本性推崇的，便是孔子；孔子哲學之有進於其所承接之文化傳統者，也正與孔子對「禮」的主張有所關聯，故而本文認為，深入考察孔子對「禮」觀念的主張，以及後世儒者對孔子原始主張的詮釋與廣述，對理解孔子思想與整體儒家思想的發展，包含若干仍待解的與儒家哲學相關的哲學命題或思維模式，是有其意義的；而這種工作的開展，又自然以保留了最多孔子原意的《論語》「禮」論，作為考察的基點是最為合宜的。因此本文以《論語》「禮之用，和為貴」章為核心，耙梳了自漢代以降，經曹魏、南宋、北宋以至於清代幾位重要《論語》註家，對此一章節的詮釋，發現以「樂」解「和」、以「理」解「禮」，以及期許禮樂制度的實踐，能做到和順人心、從容不迫、恰到好處…等，分別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內部發展中，淵源久遠的思維傳統。理解此種詮釋傳統，對理解儒家哲學的若干基本思維，自然是有所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