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西化風潮席捲的巨大變局下，有「全盤西化」的倡議、｢科學主義」爾漫，中國傳统學術面臨存廢的挑戰，遂激起了「整理國故」之運動，一九二o年代以後大小出版社刊行了眾多標榜｢國學」的叢書。大約同時，更加邊緣化的中國命理術也遭遇相似的困境，他們不被學術界所正視，卻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在時代風氣之下，命理術幾乎沒有生存空間與價値。在此危急存亡之際，以袁樹珊、徐樂吾和韋千里爲中心的命理界，發出對於時代的回應，這可歸納爲「崇聖」、｢揚學」、「折衷」和｢其他」四大類。｢崇聖」是以推源聖賢的方式，建立命理術在傳统學術中的地位。｢揚學」在力證命理術具有科學性而非迷信，以求得其地位與價値。「折衷」乃是將命理術與西方學術進行結合。另外還有譯介西方命理以反證中國命理者，有嘗試以白話文撰寫命理書者，有以新研究法從命理術内部進行改造者，在在都針對西化風潮帶來的非難進行強烈的回應。
這段命理界的回應，有不少牽強附會的成份，不過這一代命理大家的堅實著作，卻也衝破時代洪流，與經歷一番猙扎的國學一般，持續流傳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