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期產生浩瀚的生命書寫作品，特別是傳記與自傳文類已匯聚成經 典文類，與書信、日記、手札等齊列第一手史料，表現立傳者本身特有思想及風 格，供研究者考證、對照，有其不可取代之歷史文化價值。然而，自維多利亞時 代至今，讀者經常因閱讀作品後而激發閱讀作者自傳或傳記，亦即閱讀傳記的行 為每每受閱讀作品的行為所激發，此現象在閱讀名人時特別顯著，因此主從關係 不言而喻。著名的文人傳如福斯特的《狄更斯傳》（John Forster, Life of Charles Dickens）及蓋絲蔻的《布朗蒂傳》（Elizabeth Gaskell,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均在傳記主體對象去世後出版，立意在為終生成就做總結，傳記作者本身若是享 譽文壇一時的文人，傳記作品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已然成為永不絕版之經典； 達爾文《物種始源》（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所引發之宗教與科學爭 議促使大眾極欲一窺達爾文的自傳；即使是卡萊爾 （ Thomas Carlyle, Reminiscences）、拉斯金（John Ruskin, Praeterita）與米爾（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具有特殊目的、自我定義為「作品」的自傳（米爾尤其自詡為 其「最好的作品」），均假設讀者在閱讀這些具使命感、哲思式的作品前，對他們 最著稱的主要作品已經具備基本的了解。簡言之，在傳統上，維多利亞生命書寫 之首要功能是考證、對照文學作品（或如達爾文之科學作品）內容，藉以更進一 步明瞭立傳者本身特有思想及風格。近二十年來研究維多利亞女性傳記書寫之學 者輩出，但除了彰顯女性傳記與男性傳記迴異的文風與立論點，基本上也未顛 覆傳記、作品慣有之主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