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本就是文化的一種資產，各族群或因為思維的方式不同，加上認知也不同，故而語言的結構也不相同。亦或如薩皮爾-沃夫假設所說，語言結構會影響人們對社會的思維模式，１也就是說，語言、思想和具體的社會之間具有某種共生的關係。各個族群的語言文字各有其「美」的地方，在語言教學的時候，如果過於制式化、體制化，學習者往往會失去對語言產生一種自發性欣喜的品味能力，例如，台灣的教育普遍過於重視升學主義，不論教英文課或所謂的「國語文」課，其實均以升學為目的導向，因而傳統的英語教學過於行為上的「刺激」—「反應」，說的就是學習者跟著老師唸誦、練習，以及文法上的制約學習，忽略了學習者的情境方面的學習效能，學習者便不容易對語言投射出鑑賞與創新的能力，更何況要從語言當中找出文字語言的美。義大利文藝批評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也說過語言本身就有美學的因素，可是講熟了，成為機械性的自動反應，便失去了這因素了。2李澤厚（1996，p.114）也提出日常語言常常把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僵化、固定化和割裂化，語言愈發達、抽象語彙愈多，這一點就愈突出，我們之所以感覺少數民族語言具有豐富的形象性、比喻性，或就是因感覺其新鮮並富有詩意。也許這就是我們在寫詩或品味一首好詩時，往往會將其敘事反常化、去熟悉化，讓詩與我們產生某種距離感，因為如此才較容易產生一種新鮮而富有意味、韻味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