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人類學是人類學中較新的領域。在日本，災難研究變得更廣泛應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的事情。這是一個「大都市的災難」，因此各方面的重建工作較複雜，也出現民眾與行政單位間對立等現象。在此重建過程出現的各種問題，引起研究者開始重視災難的「社會」面向（木村2005:399）。雖然「災難研究」仍然偏向建築、土木或都市計劃等理工科領域，但災難人類學的研究也逐漸增多。Susanna M. Hoffman and AnthonyOliver-Smith的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2002）日譯本的出版代表日本人類學界對此領域的重視。1 2007年，「日本災害復興学会」成立，公開聲明「災難重建學」的建立，並且以跨領域的研究來幫助災區重建為目的。2此趨勢中，2011年的311大地震（在日本叫做「東日本大震災」）給了研究者更大的衝擊。311讓日本的許多研究者本身變成災民，東北部各大學也成為災區的救援中心。此災難讓日本的研究者，不管什麼學科，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能做什麼？」的問題。日本文化人類學會的學刊《文化人類學》，在311發生之後立即作出反應，登載四位研究者合寫「關於東日本大震災」的小文章，討論人類學者如何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災難與重建工作之問題（市野澤等2011）。本書編者林勳男也是此文四位作者之一。後來，2013年6月份的《文化人類學》刊出「災難與人類學—如何面對東日本大震災」特集時，林勳男撰寫序論，可以說林勳男是當代日本人類學界災難研究的權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