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正式回應幾位學者的「打靶」前，我先來談談我寫此文的背景。1993年的暑假，以楊國樞先生為首的台灣心理學家選址中國大陸山海關，為從大陸各高校抽選出來的年輕學子開設暑期高級社會心理學培訓班。我有幸是這期班級的學員，黃光國教授和李美枝教授等當時都是該班的教員。這個培訓班發端於1992年，1997年結束，參與者達173名。那時規定，凡堅持三期修完全部課程者將獲得相當於正式博士班學習的結業證書，可惜我只參加了一期，而趙旭東也是我那期班上的同學。據悉，徐冰與汪鳳炎是後期班上的學員。那個時候我們的臉上充滿著稚氣，大都剛進入高校和研究機構，有的還在校讀研究生，對學術充滿了好奇與嚮往。雖說二十年過來了，大多數學員杳無音訊，估計有很多人也不做學問了，但作為堅守在學術陣地中的我，很想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們交一份作業，告訴他們我這一堅守者在做什麼。順理成章地，我也把幾位學友的評論看成課堂上的書面發言，而兩位老師的評論則看成作業評語。
寫作此文的直接背景來自於2012年11月，應人類學家喬健教授的邀請，讓我去世新大學參加一個題為「關係、謀略與華人管理思維」的小型會議，黃光國教授也出席了。我想喬健教授的本意或許更想開一場有關中國人謀略方面的專門會議，可是在整個世界學術範圍內，又有多少學者是研究謀略的呢？既然決定要開這樣的會議，就得擴大一些討論範圍。這樣一來，關係與華人管理議題也都含括進來了。事實上，此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中涉及謀略議題的也就兩三篇，而我原本是因為研究中國人的「關係」受到邀請的，卻借機提交了一篇探討關係謀略的論文。因為我在研究中深感，中國人的關係研究不是西方社會心理學課本中呈現的那些章節及其理論，它充滿了計策性。在這次會議上，出現得比較多的概念是「陰陽」。來自瑞士的著名「中國智謀」研究專家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對此很好奇，很希望弄明白他堅持研究了幾十年的中國智謀（三十六計）同陰陽有什麼關係，什麼叫陽中有陰或陰中有陽。會議期間，他不停地找我討論這個問題，希望我不要光講中國思想，給他一些事例，讓他體會一下。從當時我提交的論文直到會後，我都意識到，謀略如果說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心理與行為的話，那麼這一複雜而深奧的現象背後是由中國人的理論支撐的，而非西方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經濟學中的什麼理論所能解釋清楚的，正如我在自己提交的論文結尾所批判的那樣，不要把中國人的謀略硬套在博奕論裡面來解釋（翟學偉，2014）。顯然，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中尚有既有的學科原理涉及不到的非常豐富而詭異的方面，需要建立中國人的理論來加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