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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日記者節，《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長女阮美姝女士在她創辦的 二二八文物室（位於長春路78號5樓之3)舉辦「二二八記者『劫』史料展」記者會時 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報人與新聞從業人員是政府有計畫捕殺的對象。 從台灣光復到民國39年3月〈台灣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理辦法〉頒佈之前，台灣 的報業曾有過一段鮮爲人知的黃金時期。根據學者何義麟的統計，至民國35年年底爲 止，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的報紙共計有19家，民間辦報多於官辦。 吳純嘉在其碩士論文《人民導報硏究一兼論其反映出的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經濟 與社會文化變遷》中指出，國民政府當時是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接收台灣，直到民國 34年年底，各種行政事務才漸上軌道。在這段混亂期，行政長官公署無暇顧及報業的 登記核准與發行管理工作，加上長久以來在日本嚴厲監控言論自由下的台灣知識份子 與來台接收的大陸新聞從業人員，都亟欲辦報抒發己見，因而造就出一波辦報的熱 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