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問題」是《中庸》詮釋的中心問題，但是論者往往或從心性角度討論何為「中」、「和」，或從工夫的角度討論如何「致中和」，缺乏對「致中和」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關係的討論。對於為何「致中和」就能達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般的解釋者都是「以理言」，朱子則「以事言」，認為言事可以包理。從工夫論的立場出發，他將「致」解為「推致其極」，認為基於「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前提，「致中和」的工夫可以產生「天地位」、「萬物育」的效驗。船山贊同朱子「以事言」的看法，進一步指出「天地位、萬物育」不能僅從「效」上看，更應從「功」上看，聖人於此須有施功之處，不能「聽其自位」、「期其自育」。針對朱子提出的「吾身之天地萬物」，船山將「吾身」解為「切於身」，即只有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我們與之打交道的事物，才是所謂的「吾身之天地萬物」。從「功」的角度，船山更強調「達而在上者」需要施展「裁成天地、品節萬物」之功，朱子則認為不管是「位育天地」之聖人，還是「燮理陰陽」之三公，或者一般的學者，都需要「隨一個地位去做」，不管在「功」，還是「效」上都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