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議民主在西方於1980、90 年代開始受到重視，其核心主張認為，民主正當性的來源，在於受決策拘束的公民都能參與關於決策的討論，並且應附公民所能接受的理由。在我國審議民主引進於2000 年代，不僅在學理上受到重視，並且在政府、學界的協力下頻繁舉辦公民審議活動，其中不乏與生醫相關之議題，且其中不少審議民主活動係與公共政策之決策結合。本文試從法制面的角度，檢視我國生醫法與審議民主之交錯，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為審議民主於法律制定過程中之運用，例如代理孕母之合法化與否曾召開兩次公民會議；一為審議民主之法律化，即將審議民主的精神置入於組織法及作用法中，組織法如生醫治理領域中常見的倫理委員會，作用法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 條第3 項等規定。本文也提出審議民主在生醫法制上運用的三個主要問題：一為法制化的程度，即是否應該傾向以法律強制、高密度的將審議民主入法；二為即使有審議民主的組織與程序，審議民主是否在事實上得以落實；三為審議民主的結果如何影響決策，並就此等問題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