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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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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唐君毅認為韓非能夠直面人性「自利自為」之表現，「更用此自利自為之心，以成國家之治」，乃是有進于儒墨諸子之學；而韓非不斷強化其治道對人性「自利自為」的限制與利用、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將其治道視為「至高無上」，無視「天地之道」、「其他人生文化之道」等等之存在，也造成了法家哲學的缺陷。可以說，韓非以「明君」成就「霸王之業」為其治道思想的目標，實出於對其所處戰國時期諸侯紛爭、韓國衰敗的現實考慮。可惜，自韓非治道理論設立之初，「自利自為」的人性論根基便與「成就霸王之業」的政治理想存在一張力，這一張力表現於韓非治道之不同發展階段，我們簡稱之為「韓非悖論」。隨著「循名責實」之賞罰、法術勢互補的「必然之道」與罷黜仁義教化的「政治獨尊」等治道之逐步發展，此「悖論」在韓非的哲學體系中愈發明顯。本文試以「韓非悖論」為線索，來理解唐君毅眼中的韓非「治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