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時期，大陸農村題材小說批評是當時文學批評領域分歧最大、論爭最激烈的領域之一，這些理論批評既與當時的文藝政策關係密切，又蘊含了批評者對文學的形式與功能的理解，兩者紛繁交錯，對當時乃至此後大陸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理路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批評範圍與對象主要涵蓋以下三方面：一、圍繞農村題材小說如何為政治服務的批評與論爭。「文學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彼時文學批評的圭臬，本無爭議，問題出在「文學為政治服務」如何落實到具體的文學實踐之中，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寫什麼」、「如何寫」，才能更好地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並由此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式的關於「題材問題」、「干預生活」、「寫真實」及「現實主義深化」等諸多問題的論爭。二、《創業史》與「中間人物」、「英雄人物」之爭。關於《創業史》的論爭，在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批評中，具有典型意義。在《創業史》好評如潮的情形中，嚴家炎先生對梁生寶形象的真實性的質疑以及從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肯定梁三老漢形象，引起學界對「中間人物」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的思考，並牽涉出對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討論。「英雄人物」還是「中間人物」更具真實性成了一個問題。三、對文學功能的定位以及關於農村題材小說內容與形式的批評與論爭。在今天看來，文學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認識、教育、娛樂等功能，但「十七年」時期，卻將農村題材小說教育功能唯一化，直接為寫「英雄人物」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當時農村題材小說的內容和形式。

During the period “Seventeen Years”, the rural novels were on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There were so many discussions between them, such as how these fictions can serve politics and policy, how to judge “neutral characters” and “heroes”, how to treat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so on. Those discussions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rural novels, because they guided writers’ choices of materials, characters and contents, and finally, they decided the overall style of rural novels in tha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