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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報 T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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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至1917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1918年“專爲青年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1920年歐游歸來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