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包括兩個層面：1.認為以「宋明理學＋民主科學（新外王）」定位牟、唐新儒學存在重大偏誤。應該說，牟先生的思想創獲及其所可能引發的變革首先是體現於「內聖心性之學」的闡釋和傳統儒家整體思想框架的重構方面：與熊十力根本不同，牟先生打破了傳統儒家「一體貫通」的思想結構，促成儒家思想形態由「體用論」向「超越論」的轉變。應該說，此種轉變有利於促使儒家思想盡可能擺脫現實權力結構的糾結，從而為現時代強化儒家思想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廓清道路。2.被人們視為現時代「精英儒學」典型代表的牟宗三思想，同時蘊含有某種深切的「平等」意識，這是研究者們所忽略的。而當前活躍於內地的以蔣慶「政治儒學」為代表的「王聖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之為「帝王儒學」對於「五四」以下「士大夫儒學」／「平民儒學」的反撲。這是社會存在的直接反映；蔣慶「政治儒學」取「道弘人」的路數，扭曲地引申傳統儒家「君子」「小人」之辨，將「德」與「位」相捆綁，自我封聖和極度輕蔑「凡人小人」（這也特別關涉到鄙夷和仇視西方平民政治的民主體制）。而其「理想國」設計中一個非常核心的環節，就是要仰仗於權力和權勢實行「思想上的專制」，以「成就凡人小人的人格」。這與五十年代後所謂「塑造……新人」的模式如出一轍，無非是要把宰制的觸覺伸進人們的靈魂深處；蔣慶等人的「王聖儒學」一方面與梁漱溟先生早年指出的兩眼只是盯緊「有權無權」的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結構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現時代官本位社會結構和某種腐朽意識形態的「活化石」。歷史上儒家思想的成功主要在於「禮下庶人」，其「聖賢政治」在社會基層（特別是廣大鄉村）亦有相當程度的體現。至於在蔣慶等人所唯一感興趣的皇權政治層面，毋寧說法家思想始終居於支配地位。現時代無論是教育體制及其內涵、社會基礎及其格局、人格造就及其象徵，可以說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契接於傳統的「聖賢政治」。如果「王聖儒學」的理想國不幸言中，也只能是另一個「太平天國」。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民主政治或許是最接近於現實版的「聖賢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