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關於蘭嶼的書寫，主要來自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之筆。不過，在臺灣文學史上，亦曾留下「非達悟族」的蘭嶼書寫，試圖以「他者」的角度認識這座島嶼上的歷史與文化，並思忖著當「他者」進入原住民部落時，所應具有的書寫倫理。本文以拓拔斯．塔瑪匹瑪（布農族）《蘭嶼行醫記》與陳宗暉（漢人）《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為研究文本，著眼於兩人於作品中所書寫的「醫生」與「病人」狀態，探問他們如何與蘭嶼島上的原住民族，展開「醫病關係」的反思。同時，藉由非達悟族的「他者」之眼，探討兩部作品對於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開展出何種向度的思考。經由分析兩人的散文集，本文指出「醫∕病」視域能作為蘭嶼書寫的另一種研究視角：他們藉由書寫自身的「行醫∕帶病」狀態，呈顯出複雜的醫病關係，並觸及蘭嶼島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衝突的「病徵」。而兩位分屬「布農族∕漢人」的作者，則各自開展出不同的文化互動模式，得以讓我們反思非達悟族的族群，如何書寫蘭嶼島上的文化與歷史。期望藉由本文，既梳理不同族群對於蘭嶼的觀察，以開拓「蘭嶼書寫」的研究範疇，且能進一步反思「他者」進入原住民部落的田野倫理與書寫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