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創於司馬遷的《史記》列傳，和流行於魏晉間的別傳，是中國傳統史學兩種不同的寫作形式。雖然列傳和別傳表面上都以人物為主體，但表現的意義卻不同，列傳以人繫事，和以時繫事編年體的本紀相結合，形成中國傳統正史紀傳體的版型。雖然紀傳體的寫作還有表、志，但列傳卻是紀傳體的主體結構，並且依附本紀而存在。列傳人物的功能，環繞在本紀而存在，表現這些人物在其生存的歷史時期中，對他們生活的社會群體所作的貢獻。這個社會群體以儒家的價值結構而成，個人侷促在結構之中，除了這個群體之外，並無獨立施展的餘地。所以，列傳基本上是以人繫事，藉人敍事是沒有個人獨立的個性可言的。
至於別傳，是一種以個人為單位的傳記。流行於東漢末年到東晉末年的兩百年間，獨立於正史之下的一種史學寫作形式，其性質和列傳以人繫事不同。別傳是以傳敍人，比較注重個人在群體社會中的表現，表現和貢獻不同，表現象徵著個人已突破過去儒家的價值體系的框限，對個人價植的肯定，使個人在群體社會中，有更大的揮灑空間，而且不僅限於政治一隅。所謂貢獻，個人已融於社會群體之中，衹要政治或社會的需要，個人除作無私無我的奉獻和犧牲，別無其他選擇。由於東漢末年儒家思想權威的地位衰退，促使個人意識的醒覺，漸漸形成許多非儒家性格的新類型，為別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史學脫離經學的桎梏，邁向獨立發展的轉變的關鍵時期。因此，透過對列傳與別傳討論，或許可以探索出漢晉間史學思想轉變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