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於1917年至北大任職後，隨著加入《新青年》同人的行列發表〈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等文學理論，在「五四」時期大放異彩，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旗手。在這樣的壯年裡，周作人不落於世界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關注，從日本引進「新村」並且大力提倡，但於1921年之後卻再也沒有發表與「新村」直接相關的文章，新村運動在中國就這麼曇花一現。在「新村」積極面的背後，是周作人於1919年2月發表的新詩〈小河〉，表現出他對於「群眾」力量的憂心。晚年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將〈小河〉的發表與「新村」兩件看似不相干的事件連結在一起，放在「小河與新村」的標題下做了一番回顧。然而周氏在《回想錄》中的大量引用舊作卻呈現出一種與時代的隔膜，留下了空白等待讀者自行填補，正如「小河與新村」中間那沒有完全銜接的「聯結」。本文試圖證明，「新村」的理想並未在周作人的思想中消失，而「小河的憂慮」正是維繫著這理想的重要關鍵，藉著這樣的分析，也得以重新進入周作人晚年撰寫《知堂回想錄》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