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在政治上，戲劇意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乃是雙刃的，有好有壞。那些具有戲劇特質的 人，可以喚起社會上偉大與優良的行為與品行，可培養公眾的民主政治文化、有教養的勇氣及責任感。但 是，這些人也可以利用人類最差勁的本能與衝動，讓群眾瘋狂，並把他們帶往地獄之路。 — 瓦茨拉夫‧ 哈維爾（Vaclav Havel），〈戲劇與政治〉，《政治再見》

每個人的視覺文化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產製出來的。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我行走於台北街道，穿越榕樹蔭成的馬路，我看見的不再是一棵棵榕樹，而是鷹架、鋼筋水泥與推土機；我從沿兩側插滿的音樂會宣傳旗幟，聽見的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人們需要文化灌溉，好讓汲汲營營的生活稍有喘息的呼吸與吶喊。這樣突如其來的異常經驗，在我八年前搬到花蓮後，感受更為直接，因為狹義的花蓮市極小，人口密度極高，無論什麼場合，各階層政治人物都有可能出現，而因著小城的人與地的相對親近感，這些政治人物多出自當地，不若台北這樣的首都，早已是各式移民混居的生活型態，致使他們的出場總帶著「同鄉」的身體語言及語調，但在那些場合，「同鄉」卻是帶著違和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