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企圖以西方十八世紀以來「啟蒙實證論述」之發展作為討論「臺灣實證論述」較為中目干的背景、較為平行的歷史辯證性。不同於過去對殷海光的討論與定位，本文企圖反過來說明「臺灣實證論述」與「五四論述」的斷裂性;透過這樣的斷層，我們似乎才能充分地看到l實證論述在臺灣50年代以來發展上的特殊性及其系統性。同樣地，透過一較radical之「後啟蒙」觀點，我們也才能充分地看到實證論述在臺灣發展歷程中的策略、扭曲與整合、隱藏與突出、及其最後之歷史的辯證。這些歷程中的特殊性，也唯有在以50年代臺灣以「反共」為主軸的思想脈絡中才能尋得這個論述的規律性與系統性。從「後啟蒙」之觀點而言，不同於殷海光所建構的實證論述，我們無求於五四的種種，也史可清楚看到五四與臺灣實證論述的不連續。j是在臺灣從事社會研究之觀點而言，不同於50年代，我們也無求於「反共」軸線的老策咚，也史可清楚看到臺灣實證論述在50、60年代的策略與系統性。在臺灣當代思想史的立場上企圖嚴格地定位殷海光與臺灣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目的正在於:讓從50年代臺灣所發展出來的「科學費證」與「自由主義」之思維，回歸到它們該處身的歷史空間中去，也好讓「後實證」的新觀路與新論述一一在了解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之後一一去開拓另一種(altenati ve)新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