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台灣納入國際分工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台灣與蘭嶼特定歷史關係的轉變。我們考察在特定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之國家，如何經由政策的中介改變了藺嶼的空間形式以及產生了種種隱含的矛盾與文化危機。首先，本文交待了蘭嶼的歷史脈絡。然後，分別由偏離的差異地點與幻想的差異地點兩種不同的概念來討論葫嶼在50年代與60年代以後，戰後邊陸資本主義體系的區域再分工過程。進一步， 我們經由蘭嶼被納入台灣社會體系的歷史過程來處理蘭嶼社會的結構性矛盾與危機，它可以分別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與空間的不同層次中。最後，由少教民族文化自主的觀點，提出在當前歷史時勢下，目前設置國家公困戶才能做的努力及其挑戰。1950年以後，蘭嶼地區的社會活動與社會構造在在都受到來自台 灣的社會變動的強大影響。這個影響基本上是透過國家政策(statepolicy)為中介面產生的。國家隱而不顯的政策、或明確有形的政諦，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治理這個“化外\"島嶼的決策基礎，同時，也是台灣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與蘭嶼特定歷史關係轉移的關鍵。蘭嶼與台灣間的這種政治與經濟間的依附關係，不但改變了這個島嶼的空間形式，造成它的社會、文化的遞然轉化，更因而引發了一連串結構性的矛盾與危機。長久以來，島上雅美原住民對來自台灣的國家權力與漢族中心主義的反感，1988年2月原住民在島上舉行反核廢場示威，並積極參與在台北的反核和包圍台電的抗議活動，以至於當前的反對蘭嶼國家公園設置等，都是雅美少數民族抗議蘭嶼在依賴台灣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過程中所引起的邊陸民族危機。這個危 機放在台灣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之邊睡(劉進慶，1974: 281-5 ;夏鑄九、張景森，1987)的社會脈絡來看，正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 依賴社會(dependentsociety)中的一個更邊陸地區所製造的社會、文化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