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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唐時期流行著清淡、險怪、清俗的詩風。韋應物、柳宗元、劉禹錫繼承了盛唐清淡的詩風，並消化吸收，面目別具。韋之澄澹，劉之清俊、峭簡，此外在韓愈鑒於李、杜兩大顛峰之不可逾越，便另闢蹊徑，大變詩風，獨創險怪。在此旗幡下上有李賀之冷絕，孟郊之蹇寒，賈島之峭瘦。極其化醜為美，以怪為美之能事。此外與韓孟詩派相左的還有元白詩派，這兩大詩派主宰著中唐的詩壇。韓、柳二人在中唐的文學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間接影響後來宋詩的發展，也為中唐的詩壇帶來一番新的氣象。在文壇他們鼓吹古文運動，更為中唐創造出一番嶄新的局面，是值得給於肯定的。 然而韓、柳二人不僅致力於古文，詩作中也時時流露出對時事的興寄，以及對當局政治的風骨。本文即以韓、柳兩首作品為例，我們不僅見到韓愈的奇崛，也在「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看出韓愈垂暮之年仍有的擔當與勇氣。整首詩直書其志，表現出作品與社會時事的關聯，尾聯的「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沉鬱頓挫的情感，明朗剛健的風格，正是韓愈「風骨」所在。而在柳宗元作品中，「羈禽響幽谷」的孤寂之感，所要表現的不正是詩人的悲痛莫名！「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的無奈心情，又豈不是希望一朝有人賞識的「寄託」？在遊歷中寫出的憂怨情緒，不僅如蘇軾所言：「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也。」更貼切的或是施補華《峴傭說詩》所說：「柳子厚憂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沈至語少也。」柳宗元在陶淵明之外別出一格，用簡單言語表現爽朗，正是子厚的「風骨」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