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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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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探討性侵害加害人對於犯行的承認程度與改變動機的關係。
方法：以臺北市衛生局轉介到某社區處遇機構的所有男性性侵害加害人共39人為樣本，施測經本文作者們修訂後的中文版「改變階段量表—性侵害版」(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Change Assessment-Sexual Offense Version)(URICA-SO)以了解其對於性侵害與性偏差問題的改變動機。該量表包括懵懂期、沉思期、行動期、維持期四個分量表，若對後面三個分量表的分數加總減去懵懂期分量表的分數，還可以得到整體量表的總分，四個分量表分數以及一個總分，分別反映對於改變性侵害與性偏差問題的四種相關態度以及整體改變準備度。此外，根據每位加害人的基本資料檔案與收案晤談的內容，研究者評估每位加害人對於所犯性侵害案情的承認程度，分別歸入承認、部分承認與否認三個不同等級。最後在資料分析中，以Spearman等級相關法與Kendall's tau_b相關法分析犯行承認度與改變動機的相關性。結果：兩種相關分析法都顯示所有四個分量表與整體量表的標準化T分數和犯行承認度沒有顯著的相關，儘管對於犯行的承認度和懵懂期分數在相關的方向性上呈現正相關，但和其他分量表與整體量表分數呈現負向關。犯行承認度和四個分量表與整體量表的Spear Rho相關係數分別為.131(p=.432)、-.258(p=.118)、-.191(p=.251)、-.054(p=.745)、
-.233(p=.159)，Kendall's tau_b相關係數分別為.101(p=.459)、-0213(p=.123)、-.163(p=.242)、-.049(p=.719)、
-.188(p=.163)。
結論：對於性侵害犯行的承認度與改變性侵害行為可能是兩種不一樣的概念，過去文獻中對於二者相關性的研究結果呈現正反面並陳的結果，但是本研究發現二者遠遠不具有相關性。就本研究所依據的「改變階段理論」觀點來看，對於犯行的承認或否認是一種過去導向的、負面的心理學表述，比較反映懵懂期或者沉思期所關心的問題；而改變動機或者行為改變則是未來導向的、正向的心理學表述，不僅關心懵懂期或者沉思期的問題覺察與承認、責任心、問題決策，也涵蓋了其他改變動機階段的計畫、行動、自我效能、維持、預防再犯等概念。